大家好，我是老丁。

由一则发生在浙江金华一处景区的男子阻止插队遭一家婆孙（之前舆论误传是母女）两女子狂骂的事件，在今年这个火爆的五一假期引发了公众广泛的热议。

无论是当事女子事发时极度咄咄逼人的表现，以及事后“排队平移非插队”、“我完全没错，错的都是你们”等辩解，均招致了网民们广泛的不认可甚至严厉批评。

(相关资料图)

针对此事，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两度亲上火线，发微博为陷入舆论漩涡的婆孙俩解围。在老胡看来，把普通人疑似“插队”的行为不打码放网上并且“网暴”，这是不对的。他认为，这对婆孙在排错队的情况下试图“平移”到正确的队伍中去，有可以争议的地方，但这说不上是很大的错。“互联网不能拿着放大镜看一个老百姓的表现，不能把对公众人物的做法‘平移’到老百姓身上。”

相关评论一经发出，老胡也随即进入到他熟悉的路径中，即从新闻事件的评论人，成为新闻事件的半个当事人，为外界所批评和指责。但真正引起老丁注意的，是老胡此次表达的一个观点——“我们不能随便把普通人送上舆论的审判台”，“舆论监督不是针对基层老百姓的，它应当针对的是权力和各路名流显贵”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，对于普通人的言行，是否该进行舆论监督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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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须对“舆论监督”这四个字进行界定。

传统或者说狭义的舆论监督，基本可以等同于新闻媒体监督，它的从事主体是具有新闻采编资质的媒体机构。但如今借助互联网的加持，舆论监督进入到更加广义的时代。它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媒体机构，每一位具有网络社交平台的个人，均可能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。

但监督主体的去中心化，并不意味着舆论监督不再具有一些过往的操守与底线。

2019年7月，某省级电视台新闻频道在晚间节目播出暗访调查报道，对按摩店存在色情服务的问题进行了曝光。节目播出后，该频道受到了外界的广泛质疑与批评，不仅因为节目中出现了“不当画面”，也在于不少人对于该电视台将有关暗访、报道称为“舆论监督”表达了强烈的不认同。

说到底，舆论监督的初衷，是防止各种强权手段互相维护，正义无法伸张的现象发生。它的对象，该是强权而非弱势群体。一家省级电视台，若不是把监督的落脚点放在不法按摩店背后的势力、保护伞等，而是对准了几个身处社会底层的“站街女”，那这不能叫监督，更该叫欺负。

所以，单独看老胡这句“舆论监督不是针对基层老百姓的，它应当针对的是权力和各路名流显贵”，似乎也没什么太值得诟病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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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结合当下具体情况来看，老胡这句话难免会沦为道德正确的废话。先说后半句，即舆论监督应当针对的是权力和各路名流显贵。

从新闻媒体的角度看，老丁近年来听到了太多对于调查记者凋零的扼腕叹息。其中的演变，既有新媒体条件下，那种传统意义上耗费巨大、篇幅较长、内容扎实却枯燥的调查报道的经济收益在快速下滑，也有媒体外部大环境的变化。

从个体的角度看，互联网的赋能，确实让普通人有了更多为自身权益以及周遭的不公不义发声的渠道。但当下面对权力与各路“名流显贵”时，普通人究竟有多少施展舆论监督的空间呢？

老丁不止一次在互联网上看到过这样的感慨，即如今有些时候是谁弱“监督”谁，恨不得人人都踏上一只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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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说说老胡那句话的前半句——“舆论监督不是针对基层老百姓的”。对此次婆孙二人言行的发布在网络上，以及后续引发的网民热议等，究竟算不算针对基层老百姓的“舆论监督”？

老丁觉得，相较于所谓“舆论监督”，更该把其归入“舆论围观”。如果没有这对婆孙俩极具争议且颇有现实感的言行作为触引点，肯定不会有人无事生非地拿着“放大镜”，去检视她们常规的一言一行。换言之，人不举，众不究，摄像头绝不是天然在对准她们。

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老胡本人在2018年9月的一条微博中，也上传了在高铁上“霸座”的一男一女的图片，关键他对这两人的图片也未进行打码处理。老胡在该博文中还说，“所有不文明、被揪住了还胡搅蛮缠的人都请记住：你们需要充分验证周围没有一部手机对着你，再开始撒泼”。

是了，昨天的胡锡进又来打败今天的胡锡进了。老胡彼时的言论，用他如今的话来说，算不算是“谁没有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？那个时候的表情都不会太好看，说的话也未必得体。把一个普通人那个时候的表现截出来放到网上，让全网的人评头品足，这不公正，本身就是反道德的”呢？

当然，公众在社交平台上曝光普通人未触及法律的恶言恶行时，确实应当考虑保护后者的隐私，比如给图片或影像打个马赛克等。事件发酵至今，在网络上制作这对婆孙的漫画像，尤其是车贴等“周边产品”等，有关行为确实也很值得商榷。

似乎更应该说，她俩受到了超越相关言行范围的网络敌意。您认为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。